从他们的阅读史，也能看到我们时代的文化风貌。下文为《读书与藏书》中历史学者马勇的书房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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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与藏书：27位文化名家的私人阅读史》，绿茶 著/绘，未读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4月。

一九七九年，即恢复高考的第三年，马勇考入安徽大学历史系，入学后他到图书馆借的第一本书是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正是这本书影响了马勇的学术方向。书中提到哪本书，他就把哪本书找来看，大学四年，几乎把大学图书馆里与思想史专业相关的书都读了一遍。

一九八三年，马勇顺利考上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师从著名思想史学家朱维铮教授。一九八六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近代史研究。

马勇上大学前当过兵，也当过工人，他是带薪上学，所以和同学们相比，生活条件要好一些，也有富余的钱来买书。大学期间就买了很多书，毕业来京时带了十二箱书，这是他最初的书房家底。

从学习古代史到从事近代史研究，这个路径促使马勇必须把中国历史打通，家里的藏书也涉及中国历史的不同断代和方方面面，这也是客观造成马勇家里藏书量很大的原因之一。

像大多数爱书人一样，马勇家每个房间也都是书，但多而不乱，不同书架都有各自的主题和分类。比如，客厅的沙发背后，是以书目、索引、年谱、日记等书籍为主。马勇反复强调，读书目是做学问的第一要诀，要通过大量阅读书目和索引，慢慢梳理出自己的学问路径，知道哪些书在哪里可以找到。

而谈到书房的未来时，马勇也是愁上心头。他说，人再长寿，生命也只是一个过程，而人过世之后，那些曾被我们珍视的书，就永远失去了主人的守护，变得很可怜。

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马勇老师的书房，听听他分享的书房故事。

马勇的书房（《读书与藏书：27位文化名家的私人阅读史》内页插图）

我的阅读启蒙从地震棚开始

绿茶：您的书房有怎样的一个成长过程呢？

马勇：我是农村出来的，父亲读过私塾，对孩子读书还是很支持的，我们小时候，如果你愿意读书，就会给你创造条件。印象中，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邢台地震，我们安徽家家都搭地震棚，我和大弟一人一个地震棚，在里面读书，我的阅读启蒙差不多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但那时我们能读到的东西很少，印象中只有浩然的《金光大道》《艳阳天》，还有巴金的作品。大概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到新华书店买过一套鲁迅的单行本，就是人民文学那套白皮本，后来我把它们装订成册了。

一九八六年大学毕业到北京来的时候，我带的全部资产就是十二个纸箱的书。我为什么能够在七年读书期间积累那么多书呢？因为我是带工资上学，有一套《中华大词典》，就是我在读本科的时候买的，当时大概就三十多元钱。

刚来北京，我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对面的东四头条社科院宿舍院内，给我的是一个二十平方米的里外间，根本谈不上有书房，但我们宿舍离单位近，我的书都放在办公室。二〇〇五年搬到现在这个家之前，我的书房就是办公室。

办公室是个里外间，但因为我的书数量增长得太快，很快一个人就把里外间占满了。那时候，我每天晚上十点多才从办公室出来回家，第二天送完孩子又去办公室。二〇〇五年之前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在办公室完成的。

搬到现在这个家之后，我有了一个二十多平方米的书房，但实际上每个房间都是书，还有一个地下室也是书，加起来大概有三万多册书。直到去年退休前，我才彻底把办公室的书都搬到家里来。

从读书开始，专心读了十几年

绿茶：除了用作书房的办公室，你们近代史研究所的图书馆应该是学术研究的主阵地吧？

马勇：对。我是一九八六年毕业的，到一九九一年才发表第一篇文章，我老师朱维铮一再告诫我们，不要过早发表文章，要多读书。所以，那些年我每天就是去图书馆借书还书，再借再还。当时做的第一个课题是梁漱溟，我做了很多前人没挖掘过的材料工作。包括后续做的几个近代人物，比如蒋梦麟，在我做之前，大陆找不到一本关于蒋梦麟的书。我从香港和台湾等地方收集、挖掘了很多材料。

我是学古代思想史的，后来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当时的研究环境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我们这些刚来的年轻人，老先生不让我们写东西，也没那么大压力，就静静地读了五六年书，算上本科，专心读了十几年书。

等到后来开始写东西时，脑子里对历史有无数种自由组合，也知道材料在哪儿，随时可以调动这些资源。我写东西面比较广，得益于当年阅读比较系统，可以从古至今打通。

（注：二〇〇〇年，近代史研究所承担了一个编撰《中国近代通史》的课题。之前马勇发表过关于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的文章，所长就让他负责从《马关条约》到《辛丑条约》这一个时间段的写作。二〇一四年，由近代史研究所中青年学者编纂的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出版。）

我自己真正想写的是

“经学史”和“儒学史”

绿茶：在书房和图书馆这两者之间，您是如何取舍的，哪些书要收在家中，哪些去图书馆阅读？

马勇：我的书基本是一个流动状态，我正在做的题目，这些书都在我的书房，暂时不做的就搬到地下室去。需要参考和补充的基本是去图书馆。但很多时候，做研究需要借助更多的地方。比如，我当时做蒋梦麟的研究，大陆各图书馆都找遍了也没找到什么材料，就需要去台湾、香港等研究机构的图书馆寻找。而我的书房，我保持它是流动的状态，随着自己的研究变化而变化。我的书房是“用”的书房，而不是“藏”的书房，到现在为止，没有一本书是因为“藏”而买的。

马勇的书房（《读书与藏书：27位文化名家的私人阅读史》内页插图）

客观造成我书多的原因是，我原来做古代史，所以积累了大量的古代史方面的书。大学毕业后做近代史，又大量购买近代史方面的书。加上三十多年来，我的书都是跟着题目走，不同的题目又增加了不同的书。比如，刘大年找我合作做抗战时期的中国思想文化，就增加了大量抗战史的书。后来做严复的研究，关于严复的书基本上都收齐了，我还去沈阳看严复的资料、手稿等。之后，又做章太炎的研究，我用三年的时间读章太炎的资料，《章太炎全集》最后就是我参与一起合拢的。

还有由社科院常务副院长汝信牵头的“世界文明研究”，这项研究也一直在进行，我参与其中的“中国文明的研究”，今年已经是第三期了。围绕这个主题，又扩充出很多书。这些年来的课题经费，基本上都换成书了。

到目前为止，我自主性的研究比较少，只有梁漱溟算是我自选的，还有几本论文集。而我自己真正想写的是“经学史”和“儒学史”。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庞朴主持“中国儒学”项目时，曾约我参与，第一卷“儒学简史”就是我写的。

书失去了主人的守护，就很可怜

绿茶：这么多研究项目，如此高速的图书增长，您的书房如何容纳得下，有什么好的书房优化手段吗？

马勇：我会随着项目的变化，处理一些书，主要散给像孔夫子、布衣书局这样的二手书店。不散书，家里可容纳不了。淘汰书很不忍，人都有占有书的欲望，但没有办法。别人送的书，我是不敢往外散的，这类书还不少，所以我通常放在书房最高处，免得不小心散出去，就很尴尬了。

有一次，我在一个流动书摊看到自己送给一位老先生的书，可能是老先生过世后，家里人处理出来的。人的眼睛在这时候特别敏锐，一眼就看到自己的书了。

绿茶：这就涉及书房的未来，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积累了一辈子的书，人不在之后，书房里的书就像孤儿一样，不知如何托身。

马勇：是啊，这是一个麻烦的问题。这些书对我们来讲是宝贝，但对后人或图书馆来讲反而是个累赘。像我们单位的图书馆，有故去的老先生要捐书，图书馆要查重，重复的不收。将来怎么处理学者的书，真是一个不小的问题。我的书如果捐给一个新成立的大学历史系，应该是很有价值的，可以构成一个历史系整体的架构。人再长寿，生命也只是一个过程，而人过世之后，那些曾被我们珍视的书，就永远失去了主人的守护，变得很可怜。

马勇的书房（《读书与藏书：27位文化名家的私人阅读史》内页插图）

绿茶：您有自己的找书路径吗？这么多书平时能找到吗？

马勇：经常找不到。昨天还在找一本丁韪良的书，我百分之百知道我有，就是死活找不到。我的书房是分类很清晰的，就算有些书架是里外两层，大致也有规律，里面一层多半是平时用得少的全集、套书一类的。

碰到找不到书的情况，我一般上网下载电子版先用，也许过不了多久，找不到的书又自动出现了。很多大型的书我一般保留电子版，比如《清实录》、“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又如大象出版社出版的虞和平主编的《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全套要三十多万元，我买个电子版才一百元。再如《徐世昌日记》，定价两万多，我当时特别想要。后来有个学生说帮我复印。一本《徐世昌日记》印下来才一百元钱，全部下来才几百元钱。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有一次在台湾“中研院”访学，我每天主要的事情就是把自己想用的材料，送到外面一个复印的地方印回来。早期，蒋梦麟的资料，我都是在香港、台湾等地复印过来的。

会读书目是做学问的第一要诀

绿茶：我看您书架上有很多目录学方面的书，这也是您学术研究的一部分吗？

马勇：我很同意历史学家陈垣的一个观点，他说：“人的学问最终是一个书目。”他通读了《四库全书》，人怎么可能通读完《四库全书》呢？他其实是在读书目。我的太老师蔡尚思，一个假期读完了江南图书馆，其实他也是在读书目，后来，当然写了很多关于目录的书。

会读书目是做学问的第一要诀，你要通过大量阅读书目和索引，慢慢梳理出自己的学问路径，知道哪些书在哪里可以找到。老一代学人非常重视收集和阅读书目。

我在上大学时反复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种书要读下来，会在心里形成一个学术的版图。这个是受张之洞的影响，他的《书目答问》就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举要性书目。做学问，就是要从这儿进入。

现在有了互联网之后，大家似乎对书目、索引类的书不关注了，认为网上都有。但我遇到这类书，依然都买。因为互联网的检索系统和我们以前读书目在大脑里形成的检索系统是完全不一样的。自己脑子里的学问地图和可以检索的学问地图相比，还是自己的检索系统让人踏实。

另外，史料书、年谱长编一类的书，我都是遇到就买，尽管有些暂时不用，我也会收集起来，非买不可。还有日记，我是见一本买一本。日记只有读得多了，才能体现出故事，单独读一本日记是没意思的，只有在不同记录的佐证下，日记的价值才越发呈现出来，可以从中类比出一些史料的真实性。

比如，《胡适日记》，写的当然是很真实，但是胡适有好多东西不写，于是需要借助别的日记来看到他不写的那些东西。又如，胡适与曹诚英的故事，他自己日记里没记，通过别人的日记，慢慢就勾勒出来了。这些就是日记对于学术研究的独特功用。

马勇的书房（《读书与藏书：27位文化名家的私人阅读史》内页插图）

绿茶：说到日记，去年有一本《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出版后受到学界和文化界的一致好评，这本日记应该很对您胃口吧？

马勇：这本日记很重要，我多年研究蒋梦麟，郑天挺是蒋梦麟的学生，所以这本日记中有很多我以前没看到过的关于蒋梦麟的史料，价值很高，我还决定重新写一篇关于蒋梦麟的文章。你要是熟悉这里面的人脉关系，看这套日记，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绿茶：历史研究中，还有一类史料是报刊，您的学术实践中会采用到报刊资料吗？

马勇：真正有报纸是从一八九五年开始的，到一九四九年，这五十多年是真正可以用报纸研究的历史。但是，我们首先要对民国时期的报纸有所了解，了解它们各自的政治立场和取舍的判断。比如，同样关于革命，于右任办的《民立报》《民呼日报》等，立场肯定是革命是正义的、正当的。

再看实业家张謇办的《星报》《通报》，以及他为大股东的《申报》等，就不是很主张用革命的手段解决问题。这些背后的立场就是研究的关键，只有通过大量阅读和参考，才能客观看待那段时期的历史。历史研究的温情，就是从这些细节中一点点呈现出来的。

历史研究拼到最后是史料解读的能力

绿茶：不久前，读到一本北大尚小明教授的《宋案重审》，对史料的占有和运用真是炉火纯青，这种方法是历史研究的主流吗？

马勇：尚小明教授是完全按照学术的路径在做宋案研究，他是史料派。他这个研究，之前有吴晗的底子。一九四九年前，吴晗一直注意收集宋案的资料，后来吴晗把这些资料都交给北大历史系了，它们在北大历史系多少年来一直没人去研究。之后，在这批资料的基础上，尚小明凡是遇到宋案资料，他全部收集起来，就形成了现在的规模。尚小明做得很刻苦。

对于近现代历史研究，史料研究是最重要的。但是，对于古代史，就不一定是拼史料了。比如，陈寅恪，他就不以史料为主，他只以二十四史的史料为准。罗志田教授也是，他不读奇稀史料，只读大家都读的公共史料。罗志田的研究路径是出新，同样的史料，他能解读出新意，他的解读能力很厉害。陈寅恪也是，他的隋唐史没有一条史料是新的，但他能解读出新东西来。余英时也是，他研究戴震，从来不看那些所谓的稀见史料，就在公共史料基础上解读出新意。再就是台湾的王泛森，也差不多是这个方法。

像北大的田余庆教授这一代学者，就在大家常识的状态下，能研究出完全出人意料的结论，这就是历史解读的研究能力。北大中古史为什么牛气，就在于他们有很强的历史解读能力，这方面的传统来自陈寅恪。虽然陈寅恪出自清华，院系调整后，清华历史系并入北大，陈寅恪的几位重要学生如周一良、王永兴等都是北大历史系教授。

茅海建、沈志华、杨天石他们几位又是一路，他们主要看档案。在他们的特殊研究思路中，档案是必要的研究路径。

绿茶：最后，想再跟您请教一个问题。作为普通历史爱好者，我们应该从什么路径进入历史阅读？您认为非读不可的书有哪些？

马勇：对于普通历史爱好者，建议先读外国学者那些有大格局的通史作品。中国学者方面呢，要读“点”的研究。西方哪怕是一流学者，像史景迁这样的，史料解读能力都不行，中国学者在“点”的研究方面比外国学者强。外国汉学家的宏大叙事和全球视野，以及文笔是中国学者比不了的。像孔飞力的《叫魂》属于外国学者中“点”的研究极少极少的个案。

我比较推荐这些年出版的外国通史作品，如《剑桥中国史》《哈佛中国史》以及日本讲谈社的《中国的历史》，等等。这三家如果能阅读得比较明白，会比较好地构建出大历史格局。读历史，还是应该从通史角度切入，从远古通下来，不要一上来就钻入“点”的阅读。

（本文选自《读书与藏书：27位文化名家的私人阅读史》，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口述/马勇

原文作者/绿茶

摘编/何安安

编辑/王菡

校对/赵琳